WCLC 2026视频特辑丨韩宝惠教授团队：十余年深耕肺癌筛查，探索早筛与精准治疗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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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惠教授：

我一直认为，低剂量螺旋CT筛查高危人群不是简单地“做一个CT”，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项目启动时，需要医院、社区医生、居委会以及徐汇区卫生管理部门共同参与。我们召开多次项目启动会，对社区医生进行培训，让大家明确研究目的、质量控制要求以及筛查流程。由于项目也得到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以及公益基金等多方面支持，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把任务落实到社区家庭医生，并进行相应的考核。考虑到居民工作日较繁忙，我们还安排周末开展CT筛查；同时，周末医院CT设备的使用相对充足，也提高了筛查效率。影像完成以后，放射科医生需要对大量CT图像逐一阅片/。发现可疑结节后，再由专家团队进行复核，并根据结节风险进行分层管理，筛选出需要手术的患者，以及需要长期随访、短期随访或抗炎治疗的患者，还有一部分患者并不需要每年进行筛查。

值得注意的是，发现结节并不等于发现肺癌。CLUS 1.0研究^[1]显示，3512例接受低剂量CT筛查的参与者中，有804例为阳性结果，早期肺癌筛查阳性率为22.9%，但是有小结节不等于是恶性肿瘤。因此，下一步的关键是进行科学分类和分层管理，识别真正需要干预的病灶。团队在结节管理方面采取了严格的评估和随访策略，最终进入手术治疗的病灶，绝大多数为早期肺癌，主要集中在Ia期、Ib期，个别为原位癌。并且CLUS 1.0研究^[1]发现，低剂量CT筛查策略显著将早期肺癌在检出肺癌中的比例提高74.1%，其中低剂量CT筛查组早期肺癌在检出肺癌中的比例达94.1%，而常规检查对照组的比例仅为20.0%。此外，CLUS的入组标准具有中国特色，兼顾了吸烟和非吸烟人群，在全部参与者中，低剂量CT筛查组最终检出肺癌的比例达到1.5%，处于国际肺癌筛查的中上水平，提示这一高危人群筛查策略具有较好的筛查效率，也为建立更符合我国人群特征的肺癌筛查策略提供了实践依据。

钱芳菲教授：

在CLUS 1.0研究阶段主要采用纸质问卷收集信息，难免存在信息缺失。CLUS 2.0研究阶段，我们逐步采用人工智能（AI）辅助问卷筛查和电子化数据采集，并引入大语言模型，让受试者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提供信息，从而帮助我们更高效地识别高危人群。

钱芳菲教授：

我们团队从2013年开始开展CLUS研究，目前已经从CLUS 1.0、CLUS 2.0发展到CLUS 3.0版本。最初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肺癌高危人群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当时欧美的大型肺癌筛查研究主要围绕吸烟史和年龄等因素确定高危人群，但中国以及整个亚洲人群中，非吸烟肺癌患者的比例相对较高。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中国人群自身的特点，在吸烟因素之外，将被动吸烟、烹饪油烟、职业暴露以及肺癌家族史等因素纳入风险评估。

CLUS 1.0首先在上海徐汇区6个社区开展，通过社区与专科医院转诊的联动方式进行筛查。研究发现，无论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可以从筛查中获益。这也提示我们，如果仅按照吸烟史来确定筛查人群，并不能覆盖中国肺癌高危人群。在此基础上，CLUS 2.0进一步引入AI辅助影像分析、液体活检等技术，希望提高筛查效率和阳性人群的进一步识别能力。CLUS 3.0则进一步扩大研究规模，希望通过多中心研究，持续明确中国人群的高危标准、筛查间隔以及筛查后的随访管理策略。我们最终希望建立的，不只是单纯依靠低剂量CT的筛查体系，而是一个更加精准、个体化、智能化的肺癌早筛体系，从人群筛选一直延伸到筛查结果的风险分层和后续管理。

钱芳菲教授：

第一，是对中国肺癌高危人群的认识更加深入，也进一步证实了低剂量CT筛查的长期获益。既往肺癌筛查主要关注吸烟因素，但我们在CLUS研究中将有被动吸烟史、厨房油烟暴露史、职业暴露史以及肿瘤家族史等因素纳入高危人群定义，探索更符合中国人群特征的筛查策略。随着长期随访数据的积累，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筛查对肺癌死亡的影响。本次WCLC大会上公布的CLUS 1.0研究10年随访^[2]共纳入6657例参与者，中位随访时间达到11.7年。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低剂量CT筛查组的肺癌死亡风险降低56%（sHR=0.44，95% CI：0.21–0.90，P=0.026）。而且，这一死亡率获益在不同吸烟状态人群中总体保持一致，提示肺癌筛查的获益可能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吸烟高危人群。对于高危从不吸烟者，研究同样观察到肺癌特异性死亡风险下降59.9%（sHR = 0.40, 95% CI: 0.14-1.15, p = 0.090），但这一亚组尚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因此还需要更大样本进一步验证。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显示，具有肿瘤家族史和厨房油烟暴露史的人群可能从筛查中获得更明确的获益，但这些结果同样需要更多研究进一步验证。

韩宝惠教授：

CLUS研究模式已经在国内其他地区开展推广。比如在山东泰安，当地按照我们的CLUS研究模式开展了大规模低剂量螺旋CT筛查，并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发现了50余例早期肺癌患者。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城市、更多医院和更多基层医疗机构加入肺癌筛查。因为肺癌真正要想提高治愈率，关键还是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如果能够把筛查模式推广到更多社区、更多地区，让更多高危人群接受规范筛查，就有可能进一步推动肺癌防治关口前移。

这也是我们团队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不是只在一个医院、一个社区把筛查做好，而是希望把已经验证过的经验推广出去，让更多人能够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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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波教授：

今年WCLC，在韩宝惠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团队还带来了2项药物研究成果。其中一项是探索达可替尼（dacomitinib）在EGFR非经典突变NSCLC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3]。EGFR非经典突变虽然在EGFR突变谱中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大约占10%～15%，但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肺癌患者基数，这部分患者的绝对数量仍然比较可观。既往临床前研究已经提示，达可替尼这类第二代EGFR-TKI对部分非经典突变具有一定活性。因此，我们在2018年启动了一项多中心、单臂、Ⅱ期临床研究，进一步评价其疗效和安全性。该研究共纳入30例患者，随后进行了约3年的随访。本次WCLC，我们进一步报告了长期随访以及转化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显示，达可替尼治疗EGFR非经典突变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80%，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4.3个月（95%CI：10.8-20.9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为44.2个月（95%CI：30.6-未达到），显示出较好的抗肿瘤活性。同时，我们在患者基线、首次疗效评估以及疾病进展时采集外周血进行转化研究。结果发现，首次疗效评估时循环肿瘤DNA（ctDNA）持续阳性与患者较差的预后密切相关，ctDNA持续阳性患者的中位PFS仅为5个月，而ctDNA非持续阳性患者的中位PFS达到18个月（HR=0.12，95%CI：0.03-0.45，P<0.01），两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这些结果提示，对于伴EGFR非经典突变的晚期NSCLC患者，达可替尼可能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治疗选择，而ctDNA动态变化也有望成为评估疗效和预后的重要生物标志物。

第二项研究探索了口服长春瑞滨联合伏美替尼治疗EGFR突变NSCLC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4]。尽管三代EGFR-TKI单药以及与化疗、EGFR/MET双抗等联合治疗均已有临床应用，但联合治疗也带来了给药便利性和毒副作用管理等问题。对于基线存在明确转移或肿瘤负荷较高、可能对三代EGFR-TKI单药响应不佳的难治性患者，探索更加便捷、耐受性更好的口服联合方案具有一定临床意义。因此，团队在该领域开展了一种全口服的联合治疗方案的探索。本次WCLC公布的是这项研究的安全性导入（safety run-in）数据。研究于2025年12月启动，安全性导入期共纳入6例患者。结果显示，没有患者发生剂量限制性毒性（DLT）；3例患者达到部分缓解，3例疾病稳定，客观缓解率为50.0%，疾病控制率达到100.0%。同时，研究期间没有观察到≥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也没有发生治疗相关死亡，整体安全性与两种药物已知的安全性特征一致，未发现新的安全性信号。目前，这项研究仍在持续入组和随访中，我们也期待随着后续患者数据的积累，进一步观察这一全口服联合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为EGFR突变NSCLC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和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韩宝惠教授：

中国肺癌事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年轻学者正在走向国际舞台，在WCLC等国际会议上发出中国声音。比如我们团队的钱芳菲博士，此次就在WCLC 2026报告了肺癌筛查10年研究成果。这不仅是年轻一代研究者个人成长的体现，也说明中国肺癌研究正在不断走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我们希望年轻医生能够珍惜这个时代赋予的机会，既要立足临床、扎根患者，也要勇于探索肺癌领域的前沿问题，把个人的成长融入中国肺癌事业的发展之中，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贡献中国方案，为提高我国肺癌防治水平、造福更多患者作出这一代人的努力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