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OP 2026 CACA | 张良教授：基石未定，精准为先——ADC在NSCLC中的现实障碍、标志物与耐药之问

2026年9月4日至6日，“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年会暨第十届胸部肿瘤精准治疗论坛（CTOP2026）”在上海盛大召开。本届论坛汇聚国内肺癌领域顶尖专家学者，聚焦非小细胞肺癌（NSCLC）精准诊疗与转化研究前沿，围绕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体偶联药物（ADC）等热点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其中，ADC在NSCLC治疗中的临床价值与应用前景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非小细胞肺癌的诊疗探索从未停歇，靶向与免疫治疗虽已逐步改变晚期患者的生存轨迹，但耐药与可成药靶点不足仍是横亘于临床面前的难题。基于ADC药物靶向递送与细胞毒杀伤的作用特点，其在NSCLC领域的研究备受关注，然而其能否真正撼动化疗的基石地位、如何甄别真正获益人群、如何克服耐药等问题仍待解决。值此盛会，【ONCO前沿】特别邀请到吉林省肿瘤医院张良教授，就ADC是否会取代化疗成为NSCLC治疗新基石、ADC疗效预测标志物及耐药机制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度分享。

专家简介

张良 教授

ADC是肺癌治疗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药物，已在多个场景中取得临床突破。在EGFR突变耐药患者及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中，ADC均可能较传统化疗具有更好疗效，因此其能否取代化疗值得深入讨论。但现阶段，ADC距离成为NSCLC治疗“新基石”仍存在明显现实障碍。

其一，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是限制其广泛应用的关键因素。部分患者使用ADC后可能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这可能制约其成为广谱基石性药物。

其二，ADC刚进入临床，诸多问题尚待解决。现有ADC数据多局限于经过筛选的临床研究人群，其疗效和安全性不能完全代表真实世界。而在临床实践中，PS评分较差、体力状况较弱的患者使用ADC后的疗效和安全性，仍需更长时间随访及更多真实世界数据加以验证。

其三，关于ADC的研究仍存在诸多未知。目前已知ADC通过载荷发挥作用，许多靶点ADC在研发初期基于靶点选择生物标志物，但近期研究显示，部分ADC在所有人群均发挥一定抗肿瘤作用。由此可见，未来需更精准地识别能够从ADC中获益的人群。

从理论上讲，ADC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机制可能与肿瘤细胞表面抗原表达有关，即抗原表达越高，疗效可能越好，因而许多ADC在研发设计初期也是基于这一预想。但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细胞的靶点表达与ADC疗效并非完全成正比。以TROP2为例，目前很多研究证实，单独依据肿瘤细胞表面TROP2阳性或阴性，很难准确预测TROP2 ADC的疗效。

目前，已有研究尝试通过数字病理和计算机病理平台，更加精准地分析细胞膜与胞质中TROP2的分布关系，并据此预测TROP2 ADC的疗效。一些大型研究的回顾性、探索性分析已经证实了此类生物标志物的潜在价值，也有前瞻性研究正在利用相关数值进行验证，以明确其是否能够成为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在我看来，ADC仍要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物标志物，才可能让更多患者实现真正获益。

当然，除了靶点表达之外，抗原-抗体结合、载荷递送、连接子稳定性、肿瘤异质性、内吞效率、药物外排、肿瘤微环境以及宿主因素等，也可能进一步影响ADC的疗效。因此，ADC的疗效预测不能仅依赖单一靶点表达，而是需要更综合、更精准的标志物体系。

ADC正在临床应用的初步阶段，客观来讲，目前很多耐药机制并不十分明确。潜在的耐药机制可能包括肿瘤抗原表达下调、抗原丢失或抗原相关抑制等。未来需要探索的方向很多，包括ADC后续的联合治疗策略，以及ADC本身技术平台的进步，例如载荷、连接子和抗体研发的升级等，以此减少不良反应以及克服耐药。

同时，耐药机制以及ADC在不同人群中的应用，也都是未来需要全面探索的地方。比如，未来将会有多款ADC上市，我们如何对其进行方案整合？如果患者对一种ADC耐药后，后续再应用同一载荷的ADC是否仍然有效？这些问题目前都还没有答案。ADC正处于如火如荼的研究进程中，未来仍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索，才能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加明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