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OP 2026 CACA | 熊安稳教授：弈局未终，基准谁立——ADC与化疗之争的时代之问

2026年9月4日至6日，“CACA非小细胞肺癌专委会年会暨第十届胸部肿瘤精准治疗论坛（CTOP2026）”在上海盛大召开。本届论坛汇聚国内肺癌领域顶尖专家学者，聚焦非小细胞肺癌（NSCLC）精准诊疗与转化研究前沿，围绕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抗体偶联药物（ADC）等热点方向，展开深入研讨。其中，ADC在NSCLC治疗中的角色与前景成为大会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

NSCL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难下，尽管靶向与免疫治疗显著改善了晚期患者的生存，但耐药问题及靶点的研发困境仍待突破。ADC兼具靶向精准与化疗强效的双重优势，近年来在NSCLC领域进展迅速，但其能否真正取代传统化疗成为新基石，以及如何精准筛选获益人群，仍是当前最具争议的临床问题。值此盛会，【ONCO前沿】特别邀请到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熊安稳教授，就ADC是否会取代化疗成为NSCLC治疗新基石，以及ADC联合免疫治疗时代的患者筛选与生物标志物探索等热点话题进行深度分享。

专家简介

熊安稳 教授

在本次会议上，我们围绕“抗体偶联药物是否会取代化疗成为非小细胞肺癌治疗新基石”这一辩题展开了深入辩论。我方的观点比较明确——抗体偶联药物在短期内不会成为新的治疗基石。

原因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首先，抗体偶联药物本质上是精准化的化疗，可以看作是化疗的迭代产品，但并非替代品。目前ADC的毒素载荷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抗微管类药物（如Auristatin衍生物MMAE），另一类是DNA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类抗代谢药物（如Dxd类）。而传统化疗药物的作用机制则更为多样，包括抗叶酸类药物（如培美曲塞）、直接阻断DNA合成的铂类药物等。因此，化疗药物机制的多样性，是目前ADC所不能完全覆盖的。

当然，目前ADC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无论是在后线治疗还是在一线治疗的研究中都有广泛布局。包括我们中心牵头的OptiTROP-Lung05研究，已经在今年的国际会议（2026 ASCO）上做了报告[1]。此外，针对驱动基因阴性且PD-L1阴性的患者，ADC联合免疫对比化疗联合免疫的头对头研究（OptiTROP-Lung06），也计划在今年下半年的国际会议上公布数据。

我相信，随着时间积累、患者数据的丰富以及更多随访结果的出炉，ADC未来有望在一线治疗乃至更早期的新辅助治疗阶段发挥更大的价值。但就目前而言，ADC取代化疗成为“新基石”仍有不小的差距。

OptiTROP-Lung05研究是我们中心牵头的、针对驱动基因阴性非小细胞肺癌的第一个大型III期临床研究。这项研究在今年ASCO会议上做了口头报告，并同步发表于《柳叶刀》杂志。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PD-L1阳性、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TROP2 ADC药物芦康沙妥珠单抗联合帕博利珠单抗相比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有显著的获益。

对于一个好的治疗模式，临床医生和患者都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靠的生物标志物，就像靶向药物一样，能够精准识别哪一类人群获益最大。但遗憾的是，目前ADC领域尚未找到非常理想的生物标志物。TROP2 ADC的表达水平与疗效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大型前瞻性临床研究数据来佐证其相关性。

当然，针对HER2突变的患者，尤其是外显子20插入突变的患者，已有研究显示（OptiTROP-Lung02/OptiTROP-Lung03）ADC药物有更好的表现。但这仍属于特定靶点的范畴。对于TROP2 ADC这类药物，如何筛选优势人群是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团队也在开展大量的转化研究，希望能够跳出传统的靶点表达框架，寻找新的预测分子——比如与蛋白转运相关的分子，来预测ADC的疗效。但这条路还需要很长时间，从实验室走到临床，再走到前瞻性验证，才能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