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辟谣”能否解决健康错误信息引发的信息疫情？

2014年，任职于纽约州奥尔巴尼医疗中心的住院医师Mona Amin,第一次亲眼见识到错误信息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

一位心力交瘁的母亲抱着无精打采、身上有瘀斑的婴儿来到急诊。起初医生怀疑这是一起虐童事件，后续检查发现婴儿有脑部和脊髓出血——这类情况由维生素K缺乏引发，通常可以通过新生儿出生时常规接种的一剂疫苗完全预防。但这对父母担心网上流传的（疫苗）相关副作用的谣言，拒绝为孩子接种这剂疫苗。这名婴儿最终保住了性命，但出院后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现居佛罗里达州的儿科医生Amin表示：“亲眼见到这样的病例，你一辈子都忘不掉。”

时至今日，健康相关的错误信息依旧四处泛滥，社交媒体博主的推波助澜，加上公众对医疗行业信任度的下滑，让这类不实信息的传播态势愈演愈烈。近期，Amin医生就接触过不少流传甚广的错误说法，比如“对乙酰氨基酚会引发自闭症”、“药企的‘托’推广疫苗纯粹是为了牟利”、“吸入过氧化氢可以预防感染”等。

现在的她正在主动对抗这类错误信息，定期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对网络上正在传播的错误健康信息发出警示，同时结合扎实的科学依据提供对应的正确信息。她还主持了一档人气播客节目，驳斥各类不实健康信息是节目的常见主题。

她提到：“过去我在诊室里要花大量时间去纠正患者接触到的错误信息，但一次15分钟的接诊能做到的事情实在有限。”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约有高达94%的医生反馈自己在接诊时遇到过患者提及医疗错误信息，但其中仅有约18%的人接受过如何应对这类情况的正规教育。尽管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多所医学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但目前相关课程资源依旧十分匮乏。

布朗大学健康中心急诊科住院医师项目负责人Alexander Sheng博士表示：“目前几乎没有任何相关行动来培训医生掌握应对这类问题的方法。”

一小批医生、研究人员和健康机构从业者主动对抗健康错误信息引发的“信息疫情”，Sheng博士和Amin医生属于他们中的一员。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采用了名为“预辟谣”的心理学策略，本质上是给大众“接种”抵御虚假信息的“疫苗”，另一部分人则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向患者传递共情、建立信任，并分享有科学依据的信息。

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随着错误信息疫情的持续蔓延，这类策略以及其他相关方法或许是最佳解药。

预辟谣的起源

“预辟谣”这一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战争时期反洗脑，但当时这一理论一直没有走出实验室得到实际应用，直到约十年前，一批社会心理学家重新启用了这一理论，将其作为应对社交媒体等渠道中日益增多的虚假信息的策略之一。

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Sander van der Linden就是其中的核心研究者，他正式提出了“预辟谣”这一术语。

他解释道：“事后再去辟谣难度非常大，哪怕已经明确告知人们这些内容是虚假的，它依旧会持续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发生的影响是无法被彻底抹去的。而预辟谣的目的是从一开始就阻止人们将错误信息编码进大脑中。”

预辟谣入门指南

不同的医生和公共卫生机构采用了不同的预辟谣落地方式。

例如，Amin医生可能会放出一段刚刚在网络上开始流传的可疑视频片段，然后承认该片段内容中符合事实的部分（如果存在的话），再结合最新的科学文献对其余内容进行核验纠正。

举个例子，在最近发布的一条动态中，她分享了一段视频：一名母亲把婴儿放在前置背带里，将西瓜块放进搅拌机研磨，视频声称：“应该用西瓜汁替代充满化学成分、完全非天然的防晒霜来进行防晒”。

事实是：西瓜中确实含有抗氧化剂番茄红素，一些小型研究显示，富含番茄红素的饮食可以适度抵消日晒产生的自由基损伤，但它并不能阻挡紫外线。Amin医生在视频中对自己的粉丝说：“想吃西瓜就吃，我自己也喜欢吃，但该涂防晒霜的时候还是得涂。”

一些其他方法正在探索培训大众更大范围地识别错误信息。

比如在一项实验中，Sander van der Linden教授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一款名为《Bad News》的游戏，玩家在游戏中扮演虚假内容制作者的角色，通20分钟的深入模拟，玩家可以熟练掌握传播错误信息常用的六种手法：煽动两极对立、唤起愤怒或共情、散播阴谋论、在网络上对他人引战、抹黑可新的信息来源、冒充权威专家。

发表在Nature上的一项涉及15000人的研究显示，只玩过一次这款游戏的人，后续接触到网络错误信息时，也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并抵制这些不实内容。

在另一项涉及30000人的研究中，Sander van der Linden教授的团队制作了5条时长30~60秒的预辟谣短视频，测试结果显示，观看过这些视频的人，第二天就可以更清晰地分辨可信内容和不可信内容，分享虚假信息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后续的跟进研究进一步发现，玩过这款游戏或者看过相关短视频的受试者，在1到3个月后依旧保持着对错误信息的抵御能力。

Sander van der Linden教授还提到，预辟谣的推广成本极低，社交媒体上每条相关短视频的平均成本仅为0.05美元。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预辟谣策略主要被用来应对气候变化否认以及政治领域的虚假信息，但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机构开始注意到这一策略的价值。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社交媒体平台推出了一款名为《Go Viral》的5分钟预辟谣线上游戏，同时发布了一条带有科普性质的预辟谣短视频。

WHO社交媒体团队负责人Diya Banerjee表示：“新冠疫情期间，错误信息的体量过于庞大，‘辟谣’也就是直接纠正虚假内容，是我们当时最常用的应对方式，但我们同时也希望引导大众学会如何查找可信的信息源、需要注意什么、什么时候应该敲响警钟警，以及什么时候在转发前要先暂停。”

联合国（UN）也推出了名为“UN Verified”的项目，持续发布相关提醒内容——本质上是预辟谣的“加强针”。比如其中一条标题为“转发前请先思考”的内容，引导大众向自己发问：内容制作者是谁？来源是什么？信息出处是哪里？为什么要转发它？内容是什么时候发布的？总的来说，“UN Verified”项目累计发布了60种语言的5000多条内容，在全球范围内覆盖10亿受众。

Sander van der Linden教授指出，预辟谣干预已被证明在多种语言和文化、不同教育程度和性格类型以及不同政治倾向的人群中都有效。

他表示：“我们做这件事的目的不是要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只是想要让大众理解当下信息传播中常见的各类操纵手法和恐慌营销套路。”

重建大众信任

尽管预辟谣策略效果显著，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研究表明，和生物疫苗的作用规律类似，针对错误信息建立的认知免疫效果会随时间逐渐消退：人们会逐渐失去主动抵制不实内容的动力，重新被裹挟进自己所处的‌政治回音室‌，或是彻底遗忘此前记住的事实内容。

虽然预辟谣在针对某一类特定主题（比如“维生素K注射剂会引发癌症”这类明确的错误说法）时效果极佳，但研究也证实，想要通过预辟谣让大众对所有形式的错误信息都建立免疫，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Sander van der Linden教授表示：“预辟谣不太可能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灵药，但如果将它和辟谣、事实核验等其他方法搭配使用，就可以构建一层十分重要的保护。”

预辟谣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卫生领域可以发挥很强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医生重新调整和患者的互动方式同样十分关键，Sheng博士如此提醒。

他表示：“过去那种自上而下的家长式行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推到了如今信任缺失的境地。”

因此他建议，医生不要在刚接触患者时就立刻反驳、否定他们提到的错误信息，相关研究已经证实，这种做法会进一步疏远患者，甚至会让患者更加固执己见。

Sheng博士说：“作为医生，我们的一部分职责是主动倾听、重新拉近和患者的距离，听取他们的意见，再共同制定诊疗方案。”

医生培训医生

2022年，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和美国疾控中心（CDC）联合发起一项行动，计划通过完善面向在职医生和医学生的相关教育，应对医疗错误信息和信任缺失的问题。这项行动推动美国多所医学院推出了大量全新的试点课程，并制定了课程大纲。

但时至今日，不少相关课程已经被缩减规模甚至彻底停办。部分业内专家私下将这类培训热度的下滑归因于经费削减，还有一部分专家表示，当下医学生的课业安排已经十分紧凑，很难再额外腾出空间来增设这类课程。

为了填补这一缺口，部分熟悉互联网传播的医生现在会受邀前往各医学院的学术讲座中，开设关于如何对抗错误信息的专题研讨会。

Amin医生就是这类从业者之一，她一边为同行提供科普培训、运营自己的播客，一边成了拥有近200万粉丝的正规科普博主。

Sheng博士近期则牵头组织了一场共识会议，专门探讨急诊科医生应该如何重建患者信任，降低不可靠健康信息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的Kristina Krohn博士，仍在持续推进自己六年来一直进行的相关工作。

2020年，她协助推出了该校的第一门错误信息应对课程，最初这只是面向100名学生的选修课。到2026年，这门课已经成为所有四年级医学生的必修课程。

Krohn博士会教未来的医生如何识别、提前干预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包括AI生成的错误医疗内容，如何在指出错误信息的同时不损害心理健康，以及如何运用动机访谈技巧在线下提升患者的信任度。但在讲授这些内容之前，她会先引导学生认真自我反思。

她提到：“学生们在医学院学到了大量专业知识，但他们同样难免会被错误信息影响，有相关研究显示，他们甚至可能比资深医生更容易被错误信息误导。让他们先意识到这一点，能帮助他们在学习应对方法的过程中建立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