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Best of AD/PD 2026首场会议圆满落幕！解码生物标志物时序变化及AD病程

Charlotte Teunissen教授首先带来了主题为“阿尔茨海默病（AD）治疗期间体液生物标志物的诊断与监测”的精彩分享。她系统阐述了体液生物标志物在AD诊疗全程中的应用价值与最新进展。Teunissen 教授指出，血浆p-tau181/217等生物标志物已具备成熟的临床落地条件，可用于AD的精准诊断及鉴别诊断，但需遵循标准化操作流程以确保检测稳定性。她强调，当前临床应用应聚焦于存在客观认知损害的患者，以降低假阳性风险。在共病病理标志物方面，她表示，基于蛋白质组学发现的多巴胺脱羧酶(DDC)可有效鉴别路易体痴呆（DLB），而乙酰化tau对TDP-43病理具有高诊断效能。同时，基于小胶质细胞活化谱的蛋白 Panel 可实现 AD 早/晚期病程分层，为多维度病理分型与治疗监测提供新工具。

Sterling C. Johnson教授在“从阿尔茨海默病与非阿尔茨海默病生物标志物的时序变化，看临床分期的进展速度”的演讲中，深入解析了生物标志物时间动力学在预测 AD 临床进展速度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淀粉样蛋白（A）的积累具有高度可预测性，利用SILA模型，仅需一次淀粉样蛋白PET扫描即可精准反推个体A+的起始年龄及病程。研究发现，A+到tau（T+）的转化存在一定必然性，平均间隔约7年（高龄者更短）。相较于单纯依靠年龄，“A时间”或“T时间” 能更好地解释疾病进展的个体差异。此外，他还强调，共病理是疾病加速进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在85岁AD病理人群中，α‑突触核蛋白共病比例可达 18%，而A/T/S共病理会显著加快认知衰退。鉴于此，Johnson教授着重介绍了CLARiTI研究平台，并表示未来或可通过多模态生物标志物实现 AD 及共病的个体化精准分期。

在Ramin Nilforooshan教授的主持下，郁金泰、Charlotte Teunissen、Sterling Johnson等教授共同参与讨论环节。

Charlotte Teunissen教授：p-tau217 是当前 AD 诊断中价值突出、正在快速临床转化的核心标志物。神经丝轻链（NfL）同样具备全球获批的体外诊断方法，可反映轴突损伤，在额颞叶痴呆与精神疾病的鉴别诊断中价值显著。DDC 等针对共病的标志物依托诊断平台开发，转化前景良好。而小胶质细胞、炎症类标志物现阶段更适用于临床试验分层与疗效监测，而非直接诊断。

Charlotte Teunissen教授：分级检测是必然趋势。若以排除 AD、筛选治疗适宜人群为目标，基层开展血液检测具备显著优势与卫生经济学价值。但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先进行认知功能评估以避免假阳性；为全科医生提供统一解读指南，并保证充足的患者沟通时间。

Sterling Johnson教授：从A+到T+的转变时间跨度存在巨大个体差异，其进展速度主要受遗传背景及共病理负荷的影响。对于临床上已确认存在脑内淀粉样蛋白沉积但认知功能仍保持正常的A+个体，核心策略应为开展针对性的持续监测。关于是否及如何进行早期干预，可参考一些预防性临床试验的研究结果，以进一步评估早期抗淀粉样蛋白治疗在延缓症状出现方面的潜力。

Sterling Johnson教授：必须从个体层面去理解病理。共病理类型、负荷与演变时序高度个体化，多重共病者仅针对 Aβ治疗的应答可能显著降低。临床需基于个体病理组合调整治疗预期与方案，未来需可及的共病生物标志物以支持精准治疗。

郁金泰教授指出，国内阿尔茨海默病高危及患病人群高达数千万，传统脑脊液与分子影像难以覆盖，外周血 p-tau217 等生物标志物应用前景广阔，但仍需建立标准化流程与稳定试剂体系。随着早期预防研究的推进及多项三期临床试验的开展，AD有望实现大规模早期筛查与精准诊断，未来生物标志物检测甚至可纳入老年人体检常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