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 IN 2025：AACR 2025年癌症进展报告

研究：推动抗癌进展

癌症：持续存在的挑战

尽管抗癌方面取得了总体进展，但美国某些人群在癌症全程管理中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结构性和社会经济劣势相关。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和系统性不公正，美国某些人口群体继续承受着包括癌症在内的不良健康状况的过重负担。这些不平等负担促使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密切研究癌症差异。

癌症差异是美国最紧迫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将癌症差异定义为某些人群在癌症相关指标上存在的不利差异，如新发病例数、死亡人数、癌症相关健康并发症、癌症治疗后生存期和生活质量、筛查率以及诊断时的癌症分期。

AACR《2024年癌症差异进展报告》强调了美国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以及其他医疗服务不足人群承受的癌症负担不成比例。例如，虽然非西班牙裔（NH）白人总体癌症发病率最高，但非西班牙裔黑人总体癌症死亡率最高，其次是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AI/AN）。此外，2015年至2021年间，所有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的癌症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61.7%至68.4%）均低于非西班牙裔白人（70.8%）。

癌症差异的研究揭示了种族和族裔群体内不同亚组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显著差异，强调了在这些人群中细分数据的必要性。美国亚裔亚组以及夏威夷原住民或其他太平洋岛民（NHOPI），与亚裔人群之间已发现癌症负担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与南亚人相比，东亚人和太平洋岛民胰腺导管腺癌死亡风险分别高出10%和22%。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亚裔人口源自众多原籍国，NHOPI人口由不同亚组构成，两者具有不同历史背景、语言和文化传统。然而，在癌症流行病学数据中，亚裔和NHOPI人口仍被归为一类。

癌症差异由个人、社区和社会层面的许多重叠因素造成。这些因素包括生物学、个人行为、获得健康环境的途径、文化影响以及医疗保健系统质量的差异，这些因素可影响人们一生。为了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和解决这些影响，国家少数族裔健康和健康差异研究所（NIMHD）开发了一个框架，以指导对不良健康结局和健康差异（包括与癌症相关的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该框架强调同时解决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DOH）和生物学驱动因素的重要性，而非孤立地关注任何一个驱动因素。

NCI将SDOH定义为人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娱乐和变老所在地的社会、经济和物理条件，这些条件可影响他们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SDOH包括社会经济地位、住房、交通以及获得健康食品、清洁空气和水以及医疗保健服务的途径。

必须认识到，具有交叉身份的患者——如生活在弱势农村或城市地区的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个体——在癌症防治方面往往面临多层次障碍，这些障碍对筛查、诊断、治疗和生存产生负面影响。例如，生活在社会劣势更严重社区的黑人女性，与生活在劣势最小社区的黑人女性相比，乳腺癌生存率显著更低，即使在考虑了临床和个体社会经济因素之后也是如此。社区劣势是使用基于社区特征（包括黑人居民比例、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个体比例、接受公共援助个体比例、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比例、失业个体比例或18岁以下个体比例）的加权综合评分来衡量的。评分越高，劣势程度越大。

无法获得优质医疗保健服务是癌症差异的一个主要社会驱动因素。最近一项关于肺癌全程管理中差异的综述显示，年龄较小且不符合医疗保险资格的个体筛查率较低；无保险患者或拥有医疗补助的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的可能性较小；拥有医疗补助或无保险的个体利用新疗法和参加临床试验的可能性较小。在乳腺癌诊疗方面也观察到类似模式，拥有私人保险的女性接受分子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的可能性显著更高，这些疗法与更好的预后相关。

癌症差异影响美国多个人口群体，使差异成为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努力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些不平等现象。只有通过创新、包容和转化医学带来的新见解，才能实现所有人群的健康公平。这包括使用来自不同人口群体的生物样本的基础研究；参与者来自所有社会人口背景的临床研究；以及反映每个社区的医疗保健提供和实施研究。

肿瘤学与医学领域的一个重大挑战是针对不同癌种以及某一癌种不同阶段的进展不一。这一挑战体现在美国癌症患者5年相对生存率的广泛差异上，这既取决于诊断出的癌种，也取决于诊断时的分期。

例如，胰腺癌的总体5年相对生存率仅为13%，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一种侵袭性脑癌）为6%，这与乳腺癌的92%和前列腺癌的98%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当考察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分期特异性5年生存率时，出现了显著差异。诊断为局限性乳腺癌/前列腺癌（肿瘤局限于乳腺或前列腺组织）的个体5年相对生存率为100%，而诊断为转移性乳腺癌/前列腺癌（疾病已扩散至其他器官）的个体5年相对生存率分别为33%和38%。

针对不同癌种进展不一的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癌种可用于挽救生命的治疗方案存在差异。例如，自2011年本报告首版发布以来，FDA已批准了20种新的分子靶向疗法（内分泌疗法除外）和两种免疫疗法用于治疗乳腺癌患者。因此，患者有更多治疗选择，乳腺癌死亡率持续稳步下降。

相比之下，GBM患者的治疗选项仍然极其有限。自近25年前化疗药物替莫唑胺获批以来，没有新的抗癌药物显示出改善总体生存期的潜力。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GBM患者的5年相对生存率仍然低至6%。

除了开发更多癌种的早期检测新方式外，扩大既定筛查建议的适用范围，也有助于应对不同癌种进展不一的挑战，因为癌症在早期阶段（局限于原始位置且未扩散至远处部位）确诊时，获得更好结局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此外，改善和扩大难治性癌症的治疗选择将需要深入研究，以利用现有知识揭示这些疾病的生物学驱动因素，并指导开发更有效的治疗。

除非实施更有效的预防、早期检测和治疗策略，否则癌症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将进一步加剧。在美国，预计到2050年，每年诊断出的新发癌症病例（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将超过350万例——比2025年估计数增加近40%。这一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增长，因为癌症风险随年龄增长显著增加。事实上，2022年，所有癌症病例的59%，发生在65岁及以上个体中。到2050年，这一年龄组预计将超过8200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3%。这比2022年增长了50%，当时约有5800万老年人，约占人口的17%。值得注意的是，65岁及以上人群的癌症病例数随时间保持稳定，从1995年的61%降至2021年的59%，这可能是由于该年龄组吸烟相关癌症的下降。

导致美国癌症病例数预计增加的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体重超标、身体活动不足、酒精消费、环境因素和持续烟草使用的高流行率。例如，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吸烟率急剧下降，但仍有11%的成年人吸烟。然而，非吸烟者肺癌发病率正在上升，在女性和男性中，肺癌分别约占诊断病例的16%和10%。2023年，超过20,000例的肺癌相关死亡人数是从不吸烟者。

最近一项综述发现，与烟草使用引起的肺癌相比，从不吸烟者肺癌具有独特的肿瘤特征和模式。具体而言，这些癌症主要是腺癌，即起源于产生黏液的细胞的癌症类型；在女性和亚裔个体中更常见；并且存在许多DNA变异，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使用特定治疗方法进行干预的靶点。由于从不吸烟者肺癌是一个新兴的公共卫生问题，因此迫切需要确定其独特风险因素、开展深入全面的疾病特性研究，并基于研究证据制定早期筛查与治疗策略，以减轻无吸烟史肺癌患者的疾病负担。

尽管美国总体癌症发病率近年来保持稳定，但某些癌种的发病率以及某些癌症的特定年龄和性别发病病例数正在增加。例如，胰腺癌、肝癌、子宫癌以及和HPV相关的口腔癌（如舌根和扁桃体癌）的发病率一直在上升。尽管美国肺癌总体发病率正在下降，但年轻（30至44岁）和中年（45至59岁）女性的确诊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2021年，65岁及以下个体中女性肺癌发病率略高于男性。这逆转了男性发病率更高的历史趋势，且不能归因于吸烟率。

研究人员预测，与1946年至1964年（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在60岁时相比，1965年至1980年（X世代）出生的人在60岁时癌症发病率将更高。虽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但据认为这一增长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包括可改变风险因素的更高流行率，如体重超标、身体活动不足和接触环境污染物。公共卫生专家关注的另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是50岁以下个体某些癌症类型的发病率稳步上升，这一现象被称为早发性癌症。

了解早发性癌症病例上升背后的原因是当前密集研究的领域。2010年至2019年间，15至49岁个体中14种癌症（包括黑色素瘤、某些淋巴瘤以及宫颈癌、结肠癌、乳腺癌、胰腺癌、胃癌、睾丸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上升。值得注意的是，早发性结直肠癌通常在晚期才确诊，与X世代个体体内微塑料的显著积累相关，突显了该疾病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最近一项研究还指出细菌的作用，称某些大肠杆菌菌株产生的DNA损伤毒素可能是早发性结直肠癌上升的关键驱动因素。

为了减轻早发性结直肠癌和早发性乳腺癌的负担，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SPSTF，一个由预防和循证医学独立专家组成的志愿小组）更新了其筛查指南，建议从45岁开始结直肠癌，从40岁开始乳腺癌筛查，而不是先前推荐的50岁。研究人员还在评估针对年轻人群结直肠癌预防和早期检测的新策略和改进策略，包括基因检测和其他方法。

在全球范围内，癌症仍然是导致疾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据近期一项分析显示，2025年估计有2000万例新发癌症病例和超过1030万例癌症死亡。估计有5350万人在癌症诊断后至少存活5年。2022年（有可用数据的最近一年），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是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五种癌症。全球癌症相关死亡人数最多的前五名则是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癌和乳腺癌。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的癌症负担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人员使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或社会人口指数（SDI）等指标来确定国家或地理区域在社会经济发展谱系中的位置。SDI量化考虑了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25岁以下公民的总生育率，而HDI测量考虑了人均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出生时预期寿命。

预计到了2050年，低HDI国家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将增长两倍，这与高HDI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高HDI国家，预计发病率将保持相对稳定。此外，与高HDI的北美地区相比，低HDI的非洲地区的死亡率/发病率比（MIR）最高（分别为23.0%和67.2%）——这一指标反映癌症死亡人数与新诊断病例数比例。高MIR表明，诊断为癌症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死于癌症，通常指向及时诊断、